支付宝“余额宝”到底是什么？

关于支付宝新推出的“余额宝”业务，引发了很多关于互联网金融的争论。糟糕的是，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基础金融知识的匮乏，使得很多争论和猜想完全没有意义。在因@江南愤青那条微博而起的大部分争论里，个人感觉一半以上都是因为缺乏基础金融知识的“鸡同鸭讲”。所以，让我们暂时放下互联网金融之类高深莫测的大旗，回到最基础的金融知识，看看“余额宝”到底是什么、哪来的高收益以及普通人该不该用这个新东西。

一、“余额宝”的功能和原理

银行账户上活期存款的利息很低，只有0.35%。但是支付宝账户里的钱利息更低，是零，因为支付宝不是银行，金融监管政策不允许支付宝给账户上的钱发利息。于是，支付宝就金融创新了一把，推出了基于支付宝账户的“余额宝”功能。支付宝账户上的钱跟原来一样，可以随时消费和转账，但是没有利息。可一旦把钱从支付宝账户转到“余额宝”，支付宝公司就自动帮你把钱买成名为“天弘增利宝货币”的货币基金，这样一来你在“余额宝”里的钱就可以得到货币基金的收益，同时支付宝还允许你直接用“余额宝”里的钱进行消费（个人测试结果是不支持转账和还信用卡，如有错误请指正）。

所以，直接用“余额宝”和银行活期存款比较是不合适的。“余额宝”的收益不是利息，而是货币基金的收益——尽管货币基金的风险很低，但还是要比法定付息的存款风险要高。而对于银行账户来说，如果你不把钱放在活期账户上，而是通过银行买了货币基金，同样可以获得类似“余额宝”收益，只不过这个货币基金里的钱需要换成银行账户里的活期存款才能花。

个人认为，“余额宝”是在“卖”货币基金的流程上进行了小小的创新。在买货币基金的过程中，“余额宝”和银行账户都是一样的，你今天确定要买，不是立刻就能把钱换成货币基金，而是需要隔一个工作日（假期不算的哟），并且这个“买”的过程里没有收益。银行账“卖”和“买”的过程类似，确定卖之后，隔一个工作日你才能拿到钱。而“余额宝”除了相同的“卖”，还可以选择实时赎回，直接用于淘宝和天猫的消费。也就是说，你不把“余额宝”里的货币基金变成现金，也可以直接在淘宝天猫上花。

那么，“余额宝”是不是可以秒杀银行账户呢？当然不是。可为什么现在的相关讨论乱成一团呢？是因为讨论没有建立在相同的知识平台上。钱这个东西很特殊，需要从很多角度一起去判断，不能只根据收益高不高就下结论。所以我们引入以下的的标准。

二、判断标准：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

当我们讨论金融工具或金融资产，维度永远是三个：流动性、收益性和安全性。我可以负责任的说，任何脱离这三个维度讨论金融工具优劣的行为，都是耍流氓。为了方便讨论，我们把安全性留到最后，先假设“余额宝”的安全性和银行存款相同，只考虑的两者的流动性与收益性。

流动性，就是钱花的时候方便不方便；收益性，就是钱放在那里不动能拿到多少收益——两者显然都是越高越好。对于A和B两种金融工具，如果A的流动性和收益性都比B更高，那么显然A比B更好，应当让A来淘汰B。但是，如果A和B一个流动性高、另一个收益性高，我们就没法说一个比另一个更好，只能认为这两者是用来满足不同需求的金融工具，都好。

现在我们根据以上原则比较“余额宝”和银行账户——更准确的说，比较的是支持“余额宝”的支付宝账户和支持购买货币基金的银行账户。

在基础账户收益性方面，放在支付宝里的钱利率是零，低于银行账户0.35%的活期利率——银行账户胜出。

在购买货币基金的流程方面，“余额宝”和银行账户都需要一个工作日才能把钱换成货币基金，也都不收手续费——两者平手。

在货币基金收益方面的情况比较复杂。以截至6月17日的近6个月收益率排队（全部换算为可比的年化收益率），排名第一的“南方现金增利货币”为4.08%，排名第98位的“汇丰晋信货币A”仅为2.46%。“余额宝”购买的“天弘增利宝货币”刚刚成立，只有短期的7日年化收益率为3.48%，可以算是中游水平。虽然通过银行账户买货币基金可选择的范围更大，但毕竟选择也是成本，而且咱们也未必能选上那些未来收益表现更好的货币基金，因此还是判定两者平手。

最后，在卖出和使用货币基金时，才是“余额宝”胜出的地方。对于银行账户上的货币基金，只有一部分支持赎回立刻到账，而且你必须等钱从货币基金回到银行账户上之后才能使用。相比之下，“余额宝”不仅可以直接把货币基金换成支付宝里可以自由使用的钱（笔者没试过，待验证），还可以直接用“余额宝”里的货币基金进行消费——显然是“余额宝”胜出。

由以上分析可见，“余额宝”其实并不是一个帮助你提高理财收益的工具，而是一个让你更方便地花掉自己货币基金的工具——在天猫淘宝上花。同时，由于“余额宝”的支付被限定在消费领域，并不支持还信用卡还款和银行卡转账，因此你仍然需要在手里保持一部分现金和一部分银行账户里的活期存款。也就是说，如果你使用“余额宝”之后会有更多的收益，也是牺牲流动性换来的，支持“余额宝”的支付宝既不能完全代替银行账户，也不能全方位胜出银行账户。

而且，别忘了我们还没有加上安全性哟。尽管支付宝和基金公司可以把风险控制做的很好，但归根到底，只有银行存款的风险才可以认为是零。银行需要为你的存款付利息是法律规定的。不存在讨价还价的余地，即便第二天银行要关门，也得先把利息结清才能清算剩下的财产。相比之下，货币基金付给你的是收益，并没有法律规定货币基金不能亏本或必须给你多高的收益，以前很多年没出事不代表未来不会出事。开个互联网的玩笑，这种对货币基金的信心，有点像对中国移动短信业务的信心——倒不倒霉和历史经验无关，只和微信什么时候横空出世有关。

三、“余额宝”用还是不用？

对于看热闹的从业人员，当然可以继续沿着“金融创新”或“互联网金融”的光辉大道继续讨论。我认为支付宝这次干得很漂亮，不管创新是多么微小、多么似曾相识，为客户提供更多的选择总不是一件坏事。差不多所有的金融学教科书讲到金融创新的时候，都会提到一个70年代在美国诞生的“NOW账户”。现在看来，这个“NOW账户”真是平淡无奇，不过是面对支票账户不允许付利息的美国政策，银行钻空子让客户既能方便开支票、又能拿上存款利息罢了。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举措成为了金融创新历史的经典案例。谁知道现在的“余额宝”会不会就是另一场大变革的开端呢？

当然了，与正经八百的金融创新“NOW账户”相比，“余额宝”很难说是彻底的金融创新。“NOW账户”在不降低支票账户流动性的前提下，成功提高了支票账户的收益性。相比之下，“余额宝”虽然同样提高了收益性，但也付出了降低流动性的代价——只不过借助阿里系的优势让流动性降低的较少。

可是，新闻说得再热闹，广大普通的消费者一点也不关心什么创新或变革，只需要明确自己到底该怎么做。我傻傻地认为，媒体有义务从个体消费者的角度进行分析，不能整天想着为行业巨头摇旗呐喊。在这次“余额宝”的宣传中，我不知道究竟阿里系是不是故意混淆了利息和货币基金的差别，但我可以肯定这种错误的比较对“余额宝”大大的有利。

作为一个正在学习理财知识的菜鸟，我的观点是：普通人根本没必要使用“余额宝”。站在普通消费者的立场，如果你本来就没有把钱充到支付宝上的习惯、短期内大可不必关心“余额宝”这个东西，按照之前的习惯继续下去就好了。

具体来说，笔者对普通消费者使用“余额宝”的提醒有两个：

一是别把“余额宝”当成理财工具用。如前分析，“余额宝”这东西不是帮你提高收益的，而是帮你更方便花掉自己的货币基金去买东西——恰好还是在阿里系旗下的淘宝和天猫买东西。如果真的很在意活期存款利率太低，应当在存钱和降低现金比例这方面下功夫，而不是琢磨怎么能让要在淘宝天猫买东西的钱有点利息。更何况，具体到消费这个职能，显然是信用卡更有诚意——信用卡是掏出真金白银先借你买东西，“余额宝”只是让你方便地花掉自己的货币基金。在个人理财时，冲动消费永远是最大的敌人。除了信用卡，为冲动消费服务的金融工具都应该砍掉，然后专心致志地在信用卡上跟自己的消费欲望作斗争。

二是别以为“余额宝”跟存款一样没风险。这款产品太新了，新到对应的货币基金只能查到14日的年化收益率，并且还是来自一家规模很小的基金公司。又没有什么特别巨大的好处，干嘛跑去给阿里系和天弘基金当小白鼠呢？从货币基金的运营看，如果这个货币基金只靠支付宝来募集资金，应对流动性的困难会非常多。现在的年化收益率3.48%能保持一年吗？要是不幸垫了底，只有排名98位的2.46%收益率，是不是又该大力宣传“银行大战支付宝，支付宝资金改用一年期存款收益立刻提升21.95%”？（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3%，较2.46%高2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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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面对“钱荒”，普通人该做些什么？

“钱荒”来袭，银行似乎要揭不开锅了，一些“专家”说，第三波金融危机要来啦。其实，钱荒只是在银行间市场上发生，对于广大的普通居民来说，它波及到日常生活的影响有限。在流动性偏紧的情况，这些有限的影响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1）不用担心你的存款安全

银行没钱了，快去取钱！这样的故事应该只会发生在清朝钱庄时代吧。自从有中央银行以来，中央银行的头等大事就是防范这样的金融风险。

最近塞浦路斯人曾面临这种窘境，在经济和财政极其糜烂的时候，货币当局只有向储户伸手，把一部分储户的存款转变为银行股权。

但是，即使在塞浦路斯那样耸人听闻的案例中，小额储户仍然是得到保护的。

放到中国市场上，中国没有存款保险制度，储蓄的安全实质上市以银行信用担保的，银行绝大部分是国有，也就是说实际上有一个隐含的政府增信过程。在存款保险出台之前，即使银行倒闭了，政府也会负责给你存款。

当然对于小储户来说，即使未来存款保险出台了，只要你的储蓄资金没有超过一定额度，你的储蓄仍然是绝对安全的。

2）检视你的投资

如果出现流动性持续紧张的情况，国内的一些投资项目可能陷入资金链断裂；如果出现资产价格下跌，那么出现风险的项目会更多。

这种情况就和普通居民有很大关系了，因为银行”理财产品”将会受到影响。

“银行理财产品”对于普通居民来说是一个复杂的集合体，有时候各方说的“银行理财产品”，谈到的并不是一回事。

大致我们可以将广义上的“银行理财产品”分成三类：银行自己管理与投资的产品；银行资金管理但委托投资的产品；银行代销的产品。

大体上投资者可以认为这三者的风险是递增的。

在第一类产品中，最常见的是中短期限的投向票据等市场的产品，比如近期看到的30天超过5%的收益的产品，正常情况下，这些产品过去一年的回报都在3%-4%之间。一些银行（比如农行）长期低于3%。

这些产品是相对安全的，如果银行到期不能兑付收益，说明这家银行差不多要崩溃了。

但这类产品的投向也要看清楚，其中还有夹杂一些结构性产品，比如挂钩股指、挂钩大宗商品等，外资行常有这样的产品，这是风险很大的，目前这类产品的期限多数在1年以上。

第二类产品实际上市银行将一些信托公司、资产管理机构的产品打包，然后卖给自己的投资者，银行的“管理”体现在对信托、资产管理计划的甄别上，这类产品也是风险很高的，但多数情况下银行会向你提示风险。

第三类产品风险最大，因为从法律角度看，它发生亏损和银行没有任何关系。很多时候银行的居中代销协议撇清了银行自己的责任，比如投资者透过银行买一个定向增发私募，或者房地产信托。在这当中，投资者往往容易那过往收益率当作银行的保证，2012年出现了不少这样的案例。 ;

在流动性收缩持续的情况下，只有第一类产品是相对安全的。

3）货币基金还值得持有么？

货币基金替代的是活期存款，准确地说，这算不上“投资”。在这一点上投资者应该弄清楚。货币基金的回报总是追随当期的市场利率的。

那么，何乐而不为呢？这是少数能让居民分享市场利率上升回报的产品。

至于说风险，只有出现被称为“某灾”的情况下，货币基金才会出现风险。因为货币基金负收益有两个条件：持有券种大幅下跌，债市流动性进展；同时投资者大幅赎回。

出现股灾、股债双杀、基础市场崩溃，投资急于收回现金的时候，这两者是一起发生的。

货币基金1970s年代在美国出现，迄今出现过两次负收益情况，一次是1994年危机，一次是2008年危机。危机过后，官方都强化了对货币基金的流动性监管，就是将其久期缩短。

在中国，货币基金开始大量持有协议存款，再算上日常备付的现金资产，持有的票据等资产实际上不会很大，绝大部分货币基金久期也较2006年时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是十分安全的。

实际上，货币基金在上周资金最紧张的情况下没有出现大风险，后面出现风险的可能性就很小了。

4）要增加储蓄吗？

中国一直是储蓄率较高的国家。最近十年来，中国家庭的杠杆率都在上升，原因你知道的，房地产嘛。

是否有增加储蓄取决于你对经济未来走势的看法。你认为经济将复苏，那么出现通缩的可能性也很小，你的收入会增长，在现有基础上增加储蓄并没有必要。

相反你认为经济景气下行，那么的确有必要增加储蓄。

但储蓄并不是一定存在银行，你有很多方式可以拿来使用。需要注意的是，从市场利率看，国内短期利率上涨，长期利率平稳的情况已经持续了一两年之久了。

这和中国影子银行的结构是相适应的，未来这种格局若无变化，短端利率和长端利率的结构也不会有多大变化，因此买短期理财产品也是合适的，并不会比长期存款损失多少，但获得了更好的流动性。

5）股市和房市投资还有戏么？

这一点大家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短期一点看，市场利率上行肯定是不利于股票等权益类资产的表现的。房地产价格也会受到负面影响。但长期呢？

我看到有人说持续紧缩是刺破房地产泡沫，也有人说资金空转的情况下，想压缩资产价格难上加难。

但是我要说的是，放到整个市场中，对长期的预测和投飞镖没有区别。不是没有人说对过，只是这种“正确”放到市场中，仅仅只能用概率来分析。

比如说有1000个预测，其中总有一些是十分正确的，因为大家集合在一起预测了所有的情况。这种正确的情况会在事后被放大，然后冠以神奇的光环。最近传播很广的李佐军的情况就是如此，市场上是有聪明人，但对普通人来说毫无意义。

最近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的人也说，要想通过资产配置获取超额收益，难度不会比选股低多少。而且资产配置看错了，风险也更大。

所以这一条是，无法建议。 

本文作者吴敏是山寨发布会成员，他会在微信公众号山寨发布会（shanzhaiclub）上更新自己的最新观点，他的新浪微博是@就是吴敏 ，欢迎私信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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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古杂志】中医是啥玩意儿

 

北京，一位病人在针灸（图：Justin Jin/Panos）

在中国重庆，25岁的张明绢（音译）到医院里做完中药注射不过几分钟，就开始出现呼吸困难。她本来只是有点发烧，但是想要用有吸引力的中药与见效更快的注射结合的技术。现在，她感觉自己快死了。她昏倒了。

张明绢醒来的时候，在医院的急诊室里。医生告诉她：注射进她体内的那一针里，混合了草药和没有标签的抗生素。她对此起了过敏反应，被急救回来。后来，医生建议她最好坚持使用热水和阿司匹林。

传统医药和现代医院、伪科学和抢救生命的治疗混合在一起，看上去也许有点怪。然而在当代中国，中医不是私人爱好者、精神导师或江湖郎中的天地。中医已经制度化了且被纳入了国家的医疗体制，在大学里得到了充分的支持，并且由政府管理。2012年，除了正常的预算外，中医机构和公司从中国政府那里得到额外的十亿美元资金。在中国大陆和香港，整体而言中医是一个六百亿美元的产业。

在药店里，中药和西药一起摆在柜台上。药店雇员们往往分辨不出它们之间有多大不同；他们也不会告诉病人他们吃的是中药还是西药。12%的全国医疗保健服务是由中医院提供的，不过这个数字也包括中医院里提供的西医治疗。

在中国，每一个大城市里都有一家中医院和一家中医学院。民间药铺看上去像炼金术士的洞穴那样乱糟糟的，但是制度化了的中医院里，雇员们和经理们穿着白大褂东奔西跑，看上去很干净、很有序、很科学。绝大部分中药以锡箔纸包装以及亮晶晶的胶囊形式出售。

然而，中医治疗手段的理论内核本质上是前现代的。传统中国医学理论认为：人体是由不同元素、程序和液体互相作用构成的。元素是金、木、水、火、土。阴、阳和气（生命力）互相作用。每个元素在人体都有相对应的部分：比如，火对应的是南方、红色、热力、心脏和舌头。人体是一个小宇宙，像镜子一样反映着大宇宙。大宇宙的宏观设计又反映在每个人的身体上。

疾病的产生是由于过多的风、火、寒、湿、干、热等扰乱了元素间的平衡。自然界中有象征性的线索，让我们可以找到治疗的手段来让人体恢复平衡：心形、手掌形和阳具形的植物可以用来治疗心脏、手和阳具的病患。动物体内也有验方。我们可以从老虎的骨头中汲取其咆哮的威力和从公牛的胆结石中获取其力量。盖伦医学^[1]的四体液说^[2]或者修道院植物标本馆的原则对于中国的医者来说不会太陌生。达芬奇笔下的维特鲁威人^[3]，四肢伸展着，身体里浓缩着宇宙的比例，如果放在中国医学经典里面似乎也不会不相称。人类一直在寻找规律，寻找他们在宇宙中的投影。

这些理论虽然美丽而复杂，但是它们并不能解释人类长期的进化过程中那种随意性导致的人体内混乱的现实。人体不是宇宙现实的镜像，就像人体不是一台设计完美的机器一样。人体不过是一次笨拙的即兴创作，充满了无用和多余的部分。传统中医理论存在的问题，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们在占星术和其它前现代科学中发现的问题一样（用15世纪哲学家若望·皮科·德拉·米兰多拉^[4]的话说）：“这个理念非常漂亮，但是却不自然，也不真实。”和体液说一样，同样无法测量的阴、阳、气，以及人体的“经络”，属于灵性和心理的范畴，而不是科学探索的领域。不是说这些概念不真实，而是说这些概念不能成为生物学理论可靠的基础。

尽管传统的医学理论不能描述人体的现实状态，它们在其它方面依然有意义。认为疾病也许是人的生活欠缺某种平衡的症状这一看法能够激起强烈的共鸣。西方文化依然充斥披着各种不同的外衣的灵魂概念；但是它和气一样，不能被测量；不过也不能被轻易抛弃。罗伯特·伯顿^[5]1721年出版的《哀伤症的解析》就充满了体液、占星术和魔鬼，但是这本书依然富有智慧，充满对我们今人和伯顿同时代人心灵的洞见。

中国古代医药领域的作家和思想家在精神上和心理上的洞见依然很有意义，并且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打开其它中国过去重要文献的钥匙。正如学习莎士比亚的人需要理解盖伦医学一样（在《驯悍记》^[6]中，易怒的彼特鲁乔谈到和他一样反复无常的新妻子时说，“我会克制住她疯狂和顽固的体液。”），学习中国经典作品如《红楼梦》（1791年）的人需要理解中医。但是，这些洞见也许能帮助人们更好地行医，或是帮助我们善待自己的身体；它们却不能成为科学的基础，也不能成为可重复的治疗的基础。

* * *

虽然如此，中医的理念充斥于普通中国人关于健康的看法中。某些人强烈捍卫着中医。即便你是中国文化的圈内人，反对中医也会让你成为被枪打的出头鸟。在社交媒介网站豆瓣网的“anti-TCM中医皆祸害”小组，网民贴帖子分享大家庭内部的激烈纷争。坚定反对中医的吴梦（25岁）说：“我非常喜欢（广受欢迎的科学十字军战士）方舟子的书。任何会思考的人都能看出中医不过是垃圾，一点也不科学。然而受过很多教育的人也会相信中医。我的男朋友在金融业，特别聪明，但是他有一大抽屉树皮草根这类破玩意儿。我母亲是（西医）医生，但是他们都认为我反对中医是出于逆反心理，我终究会回心转意的。”

在公众层面上，反对中医的代价很高。现年56岁的张功耀，1974年开始学习中医，那时候他是一个“高中毕业后种田的。由于文革，我失去了有保障的未来。于是我学习和实践中医寻求出路。”多年后他对中医失去了信心，特别是中医的体制。他成为湖南中南大学哲学教授，专攻医学史。2006年，他在网上发起了把中医从政府运作的医疗系统中除名的签名运动。虽然这一运动得到了一万多人的签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斥之为“闹剧”，指责张“无知”。

张功耀说，“从那以后，我承受了从政府、大学和现存中医药机构来的很多压力。我不能自由地发表论文；正常的晋升和涨工资的机会没了；有的时候我甚至不能给学生上课。” 在中国，任何人不管在哪个领域挑战任何一个政府的体制，得到像张功耀这样的待遇并不稀奇。问题是：当中国的近邻如韩国和日本国内的传统医学被边缘化之际，为什么中医在中国的民间和官方依然保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呢？

中医的制度化并非不可避免的事。这里面有中国与西方接触时备受打击，有三十年代中国的意识形态斗争，以及早期的人民共和国政治上的需要。和世上许多传统如苏格兰短裙和圣诞树一样，中医这一传统比人们想象中的要年轻的多。

直到19世纪，中国仍不存在什么“中国”医学，而只有医学。这包括了一种兼收并蓄且常常变化中的各种治疗和实践，往往可以追溯到古代医药典籍，比如《黄帝内经》。但是当时的医学也愿意实验和革新。就像欧洲医学一样，它也能够注重实证和心怀好奇：比如《内经》强调了了解病人历史的重要性。尽管思想在欧洲、印度、中东与中国之间通过丝绸之路双向传播，中医与欧洲中世纪医学之间的相似之处恐怕不全是齐头并进的。

当中国医生们首次接触到西方医疗理念时，他们作为好奇的同行，愿意让步、承认新来的人有些地方是对的，同时看到其它一些治疗法和理念落后于中国。在19世纪中叶之前，病人看中医恐怕比看西医要强些。说不上来哪个更有效，但是至少中国医生不会用没消毒的工具给你开膛破肚。这要归功于他们对体内干预的蔑视。

然而，在微生物理论、麻醉学、公共卫生等革命性学说改造之后，西方医学和中国医学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与此同时，中国对于自身在世界上的地位越来越不安：两次鸦片战争（1839年至1842年，1856年至1860年）带来的羞辱：外有强敌威胁，内部腐朽堕落，中国的知识分子们挣扎着要找到出路。一些人认为要回归到昔日的辉煌，另一些人认为要引进更先进的方法来替代旧的。

1900年中国政府修订了文职人员考试的试卷，其中一题是：“具体说明西洋的那些方法原本出自中国”，另一题则是：“说明为什么西方科技研究日益精湛和准确。”

1890年，清朝学者俞樾^[7]发表了一份全面的、激烈的对中医传统的抨击——《废医论》。其时他的妻子和孩子先后病逝。1896年，中国现代最伟大的作家鲁迅眼看着他的父亲病逝，而家财被浪费在日益昂贵且罕见的传统治疗方法上。他后来在日本学西医，就是出于对中医的看法——“有意或无意的骗子”。在鲁迅最阴暗的小说之一的《药》（1919年）里，他描写了一个中国家庭不顾一切地要从一个被处决的造反者的血液中寻找神奇的灵药的故事。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国民党政府对于公共卫生事业更为重视，认为它是中国复兴的重要组成。强健的国民意味着强大的民族、一个不再被视为“东亚病夫”的民族。国民党政府因此需要组织和规范医生们。然而此时，中医和西医都已经形成各自的协会，都对于自身的重要性非常敏感。1929年，卫生部提议要全面废除中医，中医行业呼吁全国性的罢工，关闭药店和诊所。结果，政府只好成立了两套不同的、平行的机构，一个叫“中医”，一个叫“西医”。尽管政府在1929年曾经提出要废除中医，但是1935年的时候，国民党代表大会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求“对西医和中医一视同仁”。

1949年成立的共产党政府保留了这一法律结构。尽管毛主席无暇顾及中医，曾经把中医批判为“马戏团的小丑、蛇油推销员或街头小贩”。但是在一个被战乱搞得满目苍夷的国家来说，中国当时奇缺医生。这时候，数量众多的传统医者，以及已经存在的管理制度和规章，就是一个宝贵的资源。是共产党政府发明了“中国传统医学”一词，且在1954年正式成立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随后几年又建立了许多新的中医大学和机构。中医自此被正式剥除其显而易见的”迷信”成分，比如占星术和颅相学等。政府的鼓点不停地落在“科学化”上，相信这一无奇不有的传统医药能够被系统化成为与“西医”有别的民族性的理论，甚至能够把它纳入更广泛的医学理论范畴。

制度化使得中医躲过了文革浩劫，以及之前对传统文化的清洗。在一个几乎每一种传统的东西，从宗教、音乐到文学都被付之一炬的年代里，中医却有着意识形态的和政府的保护伞。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系统之外独立行医或流动行医的人依然被羞辱被送进监狱；一些著名教授因为他们解放前的行医而脸上无光。和所有其它学校和大学一样，中医大学自1966年起关闭了十年，好让学生们自由地参加“革命斗争”。但是中医的倡导者们不再强调其“传统”部分而是突出其“中国性”，利用当时人们热衷的所谓“群众的科学”的概念度过了难关。

23岁的希希是北京中医药大学的硕士生。鼻梁上架着一副粉红色眼镜、外面还有一副粉红色面罩的她是这样解释自己学习中医的决定的：“我生长在山东，孔子思想的诞生地。所以我总是对孔子的思想，以及传统中国文化感兴趣。我喜欢‘一件事和百事相关’的想法。我的父母由于文化大革命而没有机会探索传统文化，因此他们对我这么做非常支持。” 对于希希，以及许多当代中国人来说，中医代表了一种文化传承，对于寻找过去的人来说有着强大的吸引力。

中医今日广受欢迎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其生存能力。除了中医之外，传统中国文化的每个方面几乎都被粉碎了，有的已经到了无法弥补的地步。中国整整一代人（也许还不止）都找不到方向。那种空虚感，那种被掏空了的感觉，依然在当代中国回响着。

* * *

尽管经济增长规模巨大，中国依然是一个极为不稳定的国家，特别是当它考虑到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时。对中医的信仰是一个安慰性质的民族神话：西方人也许发明了现代医学，但是我们中国有同样好的东西！这样一种自豪感混合进了中国人纯粹的民族主义情绪中。有两次，有人对我说：“西方人不相信中医的原因是：中医只对中国人有效。”

在一个从饺子、婴儿奶粉到河水在内的任何东西都可能有毒的国度，中医所谓的“天然”也有着极大的吸引力。我对一个学习针灸的学生说：科学能够分辨出草药中的化学成分。她尖锐地反对说，“草药没有化学成分！工厂里才有化学成分！”

抓药（图：Natalie Behring/Panos）

中医的受欢迎还有更实际的原因。如果说曾经中国有过一个和西医旗鼓相当、即便有点落后的医疗保健系统的话；今天的中国公众医疗保健的普及率在世界上排在第144位（根据2000年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虽然中医也不便宜，但是和西医治疗比（特别是考虑到手术或扫描技术等）还是要便宜得多。对于中国的穷人来说，当西医对他们关上大门之际，中医或民间医药给了他们希望。灶头一锅沸腾的草药也许不能治愈一个白血病患者，也不能替代昂贵的透析，但是总是让人有些微的安慰：总算做了点啥。

中国公众对于西医的医生存在不信任感，并且有着正当的理由。首先，西医系统里医生的受教育程度和培训水平低得惊人。中国医院里只有15%的医生真的有医学博士学位，另有20%到25%的医生只有硕士学位，这样一来绝大多数在医学或生物学领域工作的人只有本科学历。由于中国的医生工资严重过低，贿赂现象非常普遍。医生让病人进行昂贵的治疗和购买高价药物、甚至假药的现象也很普遍。公众的愤怒在许多方面表现出来：网络上有人对病人因为费用纠纷而杀死医生的事件拍手称快；2006年，四川广安一家医院被群众冲击和破坏，起因据说是这家医院因为爷爷没带现金而拒绝治疗他吞了杀虫剂的三岁孙子。

除非你付高价或者动用关系，中国医院的治疗简直就是充满了官僚作风、排队等候和争取医生关注竞赛的一场噩梦。几年前，我因食物中毒到北京一家中级医院就诊。看病先要到主要窗口缴费，拿到一个在另一层楼办公的医生的名字；到那里去找他，再缴费，和医生谈了两分钟，其间其他病人在我和医生之间推推挤挤、嚷嚷着要看病；去见护士抽血，再缴费；拿着化验报告去检测中心查看结果，再次缴费；拿着一瓶血样回到医生那儿，挤过其他病人；医生开了一些药，让我在医院走廊里一个硬塑料座位上打了三个小时的点滴。当然还得再缴费。

和这种情况相比，看中医和在西方看替代疗法^[8]的医者很像。你可以见到一个和蔼、亲切、很可能相当有智慧的人，你可以花上半个多小时和他谈谈你的健康、你的生活方式、你的压力，然后他会给你一些饮食、照顾自己方面明智的建议、最后还可能给你一点精神上的指导。

虽然在制度上、文化上和群众中有很多支持，中医一直在西医富有竞争力的锋芒威胁之下。除了彻头彻尾的江湖骗子会用中医来治癌症之外，我访问过的中医都说：如果是重病，有可见的和急性的症状的话，他们都会建议病人去看西医。在北京中医医院存在大量的西医疗法。在长期性背痛、偏头痛、持续性疲劳这类西医薄弱的地方，中医最为擅长。这类难以捉摸的病痛，大部分医生在找不到直接的原因（比如肿瘤）的情况下最终只能摊开双手，对病人进行一般的生活方式和饮食的建议。但是和中医不同的是，循证医学^[9]的进步是突进的和确定的。

几十年来，勃起功能障碍在中外中医市场都占有重要份额。但是自从零零年代初伟哥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中医市场迅速萎缩。2005年香港的一项研究发现：调查的很多中医病人都转而使用伟哥，虽然他们依然坚持到中医那儿看些小毛病。与此同时，曾经最为昂贵的验方——海狗鞭的价格急剧下降。

然而有些做法在过去三十年里甚嚣尘上。其中一些做法在农业的、前现代社会的背景中虽有道理，但在今天和一种现代性混合起来、伪装成医学上的必须之后会导致危害。比如中医坚持的所谓“坐月子”，让妇女产后卧床休息41天。在田园社会里妇女要干大量的农活，这种做法是为了预防感染，以及保证妇女不致被迫过早回到体力劳动的方案。西欧也有类似做法，比如从圣经中而来的“女子感谢礼”^[10]，教堂祝福分娩四十天之后的妇女，后来在19世纪演变为“卧床”或“闭门不出”。

到了上世纪四十年代，西方妇科医生得知不动有形成血栓的危险，于是放弃了让新生儿母亲闭门不出的做法。而在当代中国，这一做法更为发扬光大，不仅是那些从中医假说而来的种种禁忌，比如母亲不要碰冷水、吃生食等，而且不相信这一套的人还被癌症的幽灵恐吓。我之前的一位三十多岁的同事含着热泪告诉我，“我母亲没有坐月子，结果仅仅15年后，她年纪轻轻就死于癌症。”对于现代性的恐惧也潜入进来：新生儿母亲被建议要避免冲澡和看电视。

另一个死灰复燃的疗法就是所谓的“中药注射”，也就是本文开始时让张明绢成为受害者的那种疗法。把草药所谓的疗效和让人安心的针头结合起来，能给人以双倍的安慰。这一做法是八十年代政府在推广中医时大力提倡的。上海中医药大学的教授范民生（音译）说，“那时候，在把那些中药注射剂投放市场之前，他们并没有按照西医药品的检测程序进行检验。” 2012年，根据中国当局的数字，中药注射导致了超过十七万例的药物不良反应。

事实上，中医最害人之处在于其副作用，以及中医药行业和医生个人在让病人了解副作用上的失职。中医经常声称自己或者比“西医”较少副作用，甚至根本没有副作用。前一种说法说到底未经证实，后者则是彻底的谎言。尽管如此，有经验的中医往往口若悬河散布这类谎言。莎拉•纳什是以色列一位老奶奶，最近在香港花了一周时间看她的长期性背痛。尽管她身体出现肿胀，给她开一大堆草药的医生仍然坚持说：那些药不仅没有副作用，而且也不可能有副作用。

实际情况是：西医医院经常在处理病人使用中医药的副作用。北京一家大学附属医院的一位大夫说，“我每周至少有一个病人是使用中药出现副作用来看病的。”我亲眼目睹一个朋友的脚在使用中药之后肿胀到怪诞的地步，就好像电影《异形》里面的特效。结果，他不得不在一家西医的医院卧床两个星期之久。我的同事凯斯•那迪腹泻后喉咙和胃部出现部分麻痹，她看中医的结果是无可名状的痛苦。最终她把药全吐了出来。

如果碰上挂着中医招牌的彻头彻尾的骗子，更糟糕的情况也有。因杀人罪被判刑的胡万林在狱中于1993年开始行医。1997年出狱后，他在陕西和河南两地创办医院。他的验方，包含致命剂量的芒硝，被怀疑仅在陕西终南山医院就害死了146名患者。1999年他终于被捕，被判15年有期徒刑，眼下在服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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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香港、英国政府相较，不出所料且可耻的是：中国大陆政府对于中医治疗的风险或毒性极少发出警报。仅以过去四年的几个例子：安神补脑片，用来治疗失眠，里面水银含量是大陆法定标准的55倍。正天丸，治疗头痛的常用药，内含大量附子，可能会导致致命的心悸和肾衰竭。据中国政府批准的行会——世界中医药协会联合会说，中国中医药产品超过60%以上不让出口。

根据英国和美国的研究，30%到35%的中药包含西药成分。北京一位深思熟虑的中年药剂师在我面前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说，“西药能够让病人迅速缓解症状，但是中药能够治疗病人的长期性病症。”

但是，这位药剂师不能准确地说出他售出的中药中有哪些西药的成分。在中药里，西药的成分都不标明，还往往使用超标的剂量，或者和某些本该通过处方才能购买的药物混合在一起。最常见的如各种止痛药。中药护肤霜中通常包含有功能强大的、对儿童有害的类固醇。为了重新夺回市场，人们发现：中医勃起功能障碍的产品中包含了伟哥竞争对手犀利士（Cialis）常用剂量的四倍。

中医寻求灵药的做法还对亚洲野生动物造成了重大损失。中医机构已经正式反对使用濒危动物入药，但是这种做法在那些应该有知识的人们中依然存在。2003年，我带着一群中国和尚到蒙古的乌兰巴托参加一个佛教与环境的研讨会。他们到达的当天，一个和尚把我叫到一边，诡秘地问我，“我们到哪里可以买到动物？老虎、老鹰、蛇?用来入药！用来治病！”

中国官方关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是：进一步“科学化”。政府给中医部门的钱大部分流入“科学研究所”，每年有数百份中医实验报告发表。但是就像反对中医运动的发起人张功耀说的，“所谓的中医科学化已经进行了八十年之久，依然没有什么积极的成果。一些研究人员希望有机会向政府多要点钱，这时候科学化就很好用了。”

但是科学的、甚至“科学化了的”治疗方案怕是不能像中医那样满足人们情感上的或象征性的需要。熊胆中的有效成分——胆烷酸早就被分辨出来且合成制药，证明是治疗胆结石的有效手段。然而中国大陆成千上万消费者依然坚持要购买昂贵的熊胆制品。这种制品需要费力地从活着的熊的胆囊中取出来。这些消费者得到了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的支持。王国强在2012年错误地宣称：世上“尚不存在”活熊取胆的替代品。此外，对于中医药的消费者来说，熊胆带来的熊的力量和“天然”产品的神奇联想比药物的实际效果更为重要。

真正的证据将要求中医实验严格性的大幅度提高。谈到研究的方法，我本人最多不过是一个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者罢了。但是直接阅读中医实验报告时下面这样的句子：“我们把对照组的人数设在实验组人数的一半，因为不提供给人们有效的治疗是不道德的。”还是让我啼笑皆非。在中国大陆发表的中医实验报告中，负面结果几乎不存在。考柯兰协作网^[11]对2009年中医实验报告的系统性审核发现：大部分实验的数据质量低下或不完整。该组织对这些实验在研究方法上的缺陷表示严重担忧。

在一份审核中，7422份中国中医实验使用加达德评分法^[12]（一种质量检测标准）得到的平均值为1.03分（最高为5分）。当然是在排除了大量不能算是临床研究的报告之后。另一份审核，完全由中国的研究人员进行，发现在3000例中医实验中仅有4%严格使用了随机对照试验中蒙面^[13]和分配隐藏^[14]的方法。

埃克塞特大学^[15]替代医学的名誉教授艾德扎德•恩斯特^[16]说，“中医研究人员最根本的问题不是用科学来测试他们假设的对与错，而是要证明他们的假设。严格地说，这么做等于是滥用科学。这一做法导致所有层次上的偏见，偏见程度之严重使得我们在已经发表的研究报告中往往不能分辨出偏见来。”

我听说，在中国一家省立大学里有这么一件事：一名博士生在导师指导下测试一种导师热衷的特别的药物，看看能否阻止老鼠身上癌细胞的发展。结果证明：老鼠的癌症病入膏肓；而这位导师强迫该博士生伪造实验数据。

如果我们把糟糕的研究方法放在一边，中医还存在更加根本的、哲学性的问题：假如中医治疗方案或药物被证明有效的话，他们就不再是中医的，而仅仅是全球循证医学文集的一部分。就像1933年一位叫俞宪（音译）的医生巧妙地写道，“国医科学化之日，即其世界化之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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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使用证据的筛子来过滤浩繁的中国传统疗法——区分安慰剂与非安慰剂、辨别出有效成分、搞清楚副作用——的愿景像是一个巨大的民族工程。这个工程有可能使中国扬名于科学界，且造福全人类。但是使用严格的循证方法最终会消灭独立的中医的概念；这对于已经制度化了的中医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张功耀教授在给我的信中无奈地说，“在中医科学化的研究人员中，多数人一直拒绝在实验成果上遵循‘西方科学规范’，因为他们认为西方的规范不‘适合’中医。中医研究人员对于排除实验中的安慰剂效果毫无兴趣。”

还有人声称：标准的研究方法就是不能用在中医上面，因为“治疗必须因人而异”，或者在实验中“不能使用合适的安慰剂”。这在很大程度上低估了循证研究人员在设计稳定、可重复的实验方面的足智多谋。德国的研究人员在2001年设计了一种“假针灸”用针，从而提供可用的安慰物。并且，已经有不少测试包含了个人化的草药治疗方案。艾德扎德•恩斯特指出，“实验设计可以做出很多调整以结合中医的几乎一切需要。”

还有一些中医人士真正在哲学上反对“西方标准”作为医学的唯一标准。但是以我个人大量的阅读，和我参与的让人沮丧到咬牙切齿的谈话来看，我尚未听到或见到有人提出过任何有启发的、合理的替代标准。

最为常见的说法是：中医就是单纯“经验主义的”，其有效性可以从经验和实践中判断。中医完全靠经验，医者的经验，个人化和地方化的经验，从师傅传给爱徒的经验。这种说法把个体医者的智慧和技能归为一种近乎神秘的直觉，而完全忽略了医学中可以测量的现实。

不过，反过来说，这种经验不应该被摒弃。不论中医如何沦落，医生个人在应对和帮助病人重拾信心（如果不是治愈他们的话）方面的技能是看得见的。当我们谈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健康时，好中医个人的经验对于医生们来说是宝贵的资源：既可以帮助他们跨越文化的桥梁，也可以帮助他们指出日常生活中有利或不利于治疗的事实和理念。

但是，只要我们依然装模作样地认为中医本身是有效的科学理论，我们就利用不了这一资源，就像我们不能利用中医中其它宝贵的事物一样。中国传统可以很精彩。这些传统不仅可以让中国人，也可以让世界上所有人重新思考我们如何生活、如何看待自己的身体、以及我们与世界的关系、我们相互之间的关系等问题。中国医学也可以很精彩。它可以用现代方法从自身丰富的、爱实验和刨根问底的历史、浩繁的药典、对穷人和弱势群体深切的关怀中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两样东西都既可以造福人类，也可以成为站的住脚的民族自豪感的来源。但是实现这一切的前提是：中国传统和中国医学两者都必须斩断它们和中医残骸的关系。

{原文作者：詹姆士•帕尔莫；原文发表于2013年6月13日的《万古》杂志}

译注

1. 盖伦医学，指的是古罗马时代的医学家及哲学家盖伦（Galen, 129年－200年）的医学理论，这一理论在他生后的一千多年里在欧洲占统治地位。

2. 四体液说（the four humours） 是盖伦推崇的学说，早在古希腊希波克拉底时期就有。它认为人体是由四种体液构成－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体液在人体内失去平衡就会造成疾病。

3. 维特鲁威人（Vitruvian Man）是达芬奇在1487年前后创作的世界著名素描，描绘了一个男子在同一位置上的“十”字型和“火”字型的姿态，并被分别嵌入到矩形和圆形当中。

4. 若望·皮科·德拉·米兰多拉（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年－1494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哲学家。其著作《论人的尊严》 被称为“文艺复兴时代的宣言”。

5. 罗伯特 · 伯顿（Robert Burton，1577年 - 1640年）是英国牛津大学学者，他最出名的经典著作是《哀伤症的解析（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6.《驯悍记》（The Taming of the Shrew）是莎士比亚的一部喜剧，它是莎士比亚早期的作品，可能成剧于1590年至1594年。

7. 俞樾（1821年－1907年），清末朴学大师。字荫甫，号曲园，浙江德清人。俞樾被认为近代中国主张废除中医的第一人，他提出了“医可废，药不可尽废”的观点，著有《废医论》。

8. 替代疗法或替代医学（alternative medicine）是指现代医学之外的医学理论与技术的总称。很多传统医学被认为是替代医学；替代医学还包括诸如保健食品、食疗等非属传统医学的范畴。

9. 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缩写为EBM）是统一利用科学方法获取证据，来确认医疗成效的一种尝试；可以用来预测一种治疗方案的利弊关系。

10. 女子感谢礼（churching of women）是基督教旧俗，在分娩后第四十天，母亲要去教堂接受牧师的祝福。

11. 考柯兰协作网（the Cochrane Collaboration）是一个独立的非盈利组织，由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超过28,000名志愿者组成，目的是依据循证医学系统地组织医学研究的信息。该组织对医疗干预法的随机对照试验进行系统性的审核。

12. 加达德评分法（Jadad scale）是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对临床试验的方法质量进行独立评估的一个程序。

13. 蒙面（blinding）是随机对照试验研究中采用的一种程序。该程序设计来防止研究对象、看护人、结果评估人员等知道采用了什么临床干预手段。

14. 分配隐藏（allocation concealment）也是随机对照试验研究中采用的一种程序。该程序设计来保护试验的随机性，使病人进入试验程序前不知道分配给他的是什么治疗手段。

15. 埃克塞特大学（University of Exeter）成立于1855年，位于英国西南部德文郡埃克塞特，为一重要高等教育机构。该校被英国报纸评选为该国20所顶尖大学之一。

16. 艾德扎德•恩斯特（Edzard Ernst，1948年生于西德）是英国埃克塞特大学替代医学系的教授，其职位是世界上第一个关于替代医学的学术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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