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抗日电视剧忽然摊上事情了。
本来，抗日电视剧是皆大欢喜的产品。主管领导喜欢，因为它按照主导说法叙述历史；观众喜欢，它把武打动作、暴力美学、多角恋爱、敌我情侣、真假夫妻、青春偶像演员炫造型、炫演技一并纳入其中；电视台喜欢，因为它题材保险，赢得了收视率，赢得了广告费。可为什么突然间抗日电视剧就四面楚歌？抗日电视剧到底显现出我们文化走向的什么特性？它对大陆的文化格局到底有哪些影响，对于塑造中国和日本的文化心态和民族形象到底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在中国大陆文化格局中，抗日电视剧还真是个事情。近几年来抗日电视剧占据了市场份额的大头。从许多电视剧的剧名就可看到它们的题材和主人公设置甚至大致路数：《向着炮火前进》、《箭在弦上》、《狼烟遍地》、《杀狼花》、《民兵葛二蛋》、《五台山抗日传奇之和尚连》。2012年中国主管部门共审批近代题材电视剧303部，近代革命题材就过半，而其中绝大多数是抗日剧。就经济收益而言，许多抗日电视剧也获得丰厚回报。像《抗日奇侠》和《永不磨灭的番号》等剧目，由于形式元素新颖，给抗日剧题材注入了武打新招数，人物形象朝着青春偶像剧靠拢，剧情编排也走向类型化，营造奇崛效果，均获得200%-300%的收益。
这些老旧模式或花样翻新的抗战剧大部分诞生于浙江横店，那里被称为“中国的好莱坞”。2012年一年，横店影视城共接待剧组150个，而其中48个剧组涉及抗战题材，大约占到三分之一。2013年新年以来，正在横店拍摄的抗日剧依然有增无减。著名编剧高满堂对此小有惊奇：“去横店一看，四五十个剧组都在打鬼子。”最近许多报刊和网络都在传插一个有点黑色幽默的趣闻：据不完全统计，横店影视城演员公会2012年使用群众演员共计30万，其中60%演过“鬼子”；全年48个剧组在“抗日”。笑点最响亮的是一个26岁的“横漂”史中鹏，他近日突然成了网络红人。2012年，他总共参与演出了30多部抗战戏，演了200多次日本兵，最多的一天“死”了8次。借此，有热心多事的媒体做了明显夸张的计算：如果一人最多一天“死”8次，一部30集电视剧至少拍摄4个月——这样一算，横店去年“消灭鬼子”接近10亿，摊开来可绕地球两圈！
这种统计当然是故意搞笑，但不争的事实是，大陆的抗日剧已经形成一个成熟而完善的流水加工厂，它收获利润，也按照主导文化的要求生产着正义凛然的爱国情怀和历史解释。它是主旋律文化导向和资本合力追逐的产物，与教科书和其他主导话语一起生产和再生产着官方和民间特殊的审美志趣和历史观、战争观。
怨声载道抗日剧
大约从去年开始，抗日剧受到来自各方面出于不同标准和理念的指责。
最早的批评声音来自网络。有网友列举了抗日剧三宗罪：第一宗罪是武侠化。在这些作品里，你能看到抗日英雄仿佛李寻欢附体，飞刀冲进敌军炮火，秒杀数百人。这些剧情夸张、超乎逻辑、与历史相去甚远的抗战剧，收视却常常拔得头筹。在“抗日武侠剧”《利箭行动》中，不仅有飞天打斗的场面，甚至出现了比子弹跑得快的奇人。第二宗罪则是偶像化，偶像派演员的加盟让抗日剧与青春偶像剧完美嫁接。在这个偶像化过程中可以看到，《向着炮火前进》的吴奇隆顶着飞机头耍酷，而《冷风暴》中的朱雨辰更像是在走秀。第三宗罪则是日本士兵的脸谱化。在这些抗日剧里，日本军人总是很猥琐，常常衣冠不整，留着小胡子，一脸邪恶，见到女人就流口水喊着“花姑娘”，见到好人就喊“八格牙路”；而在八路军、民兵等抗日英雄面前，他们不到五秒钟便抱头鼠窜，大呼“饶命”。
抗日剧也受到社会知名人士的贬斥。凤凰卫视中文台前执行台长刘春说：“每次看抗战电视剧，总能看到一群弱智的日本鬼子和一个弱智的中国编剧，他们共同把悲剧变成闹剧，把一段悲痛的历史记忆变成搞笑的娱乐节目，而且，这些叙事背后都有义和团大师兄的口气：“日本士兵都是纸糊的！”2013年3月初，在北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的著名演员陈道明对不少抗日剧提出严厉批评，认为它的巨大错误是娱乐化：“我们可以演绎历史，但不能扭曲历史。”
对抗日电视剧最有分量的警告和最有影响力的批评还是来自权威媒体和主管部门。当然，他们不满的角度与民间吐槽有着很大不同。主导媒体和官员的批评都认为导致抗日剧独大格局和荒腔走板走向的主要原因是消费主义、娱乐化。从这些主导话语的批评中可以看出，他们担心将抗日英雄偶像化会对正面主旋律艺术品所需要的共产党、八路军英雄形象的形成边缘化和解构。
2012年8月，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司长李京盛对电视剧制作者和传播平台等从业人员提出警醒意见：“革命历史题材是特殊题材，电视剧创作者对它过度商业化和娱乐化的开发，已经伤及历史的精神高度……主创是怎么新奇怎么编，奇侠、土匪、妓女，什么人都来抗日，就连赌博也能抗日。”他还提醒，有些剧对革命斗争的书写，已经不再是敌方和我方，而是变成了甲方和乙方；这种写法的客观效果是混淆抗日的本质。
党报也对抗日题材电视剧提出尖锐批评，其主调还是认为抗日电视剧出现这种偏离主旋律的走向是由于商业文化、消费主义。
不得不拍的抗日剧
在一个正常的文化环境中，大众娱乐产业有自我调节功能，各种说法和艺术品位会经过自发的抵触、对话和交流达成一种多元化的自然氛围。简单考察一下香港、台湾的影视环境也大致可以看出这一点。大陆的文化娱乐业是审查标准一元化，垂直管理的市场。主导媒体不提倡，任何题材都不可能兴盛，主管部门不放行，任何市场需要的产品都出不来。正是文艺审查和宣传导向在最有力地营造抗日剧这个永恒的保险题材库。
许多影视从业人员都指出了抗日剧火爆的政策因素。据人民网报道，曾与张纪中搭档、创作过新版《西游记》剧本的编剧高大庸直言：这个题材安全，收视又高，当然受宠。浙江绿城传媒老总周伟成告诉记者：“古装剧题材过审受限制，谍战剧不让在黄金档播出，不拍抗战剧还能拍什么？”
就这样，抗日剧的一统江山不可避免地建立起来。这看起来非理性的潮流当然是中国电视剧从业人士在题材选择上四处碰壁之后的极其理性的清醒选择。2003年前后，引领收视奇迹的是《黑洞》、《大雪无痕》、《重案六组》、《黑冰》等涉案剧，于是影视制作单位纷纷瞄准这个投资靶心。但2004年，《电视剧审查管理规定》下发，同年，广电总局规定涉案剧不允许在黄金时段播出。于是，一切故事的背景尽量挪到古代和民国。2005年前后，古装剧和民国戏火爆。
2006年，管理部门又出手改方向，按照新规定，在每年播出总量中，古装戏只能占10%，各地方卫视每晚黄金档只能播出两集古装戏。当年内地拍摄的古装剧只有9部。各种题材撞墙之后，《潜伏》、《暗算》等谍战剧目独领风骚。一时间，谍战剧、反特剧纷纷上马，黄金时段打开电视机，几乎每个地方卫视都有共产党的情报人员在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各个机构斗智斗勇。但是，谍战剧、反特剧及情感剧很快就被主管部门和专家批评“格调不高”、“价值混乱”，终于由高调风行转入“潜伏”。谍战剧衰落的更重要原因是，牵涉共产党谍报工作的影视剧都要由特定的国家部门来审查，出具意见，谍战电视剧动辄三十集，这项审查工作非常繁重。而特定国家部门并没有繁荣电视剧市场的责任，在审查时首先考虑政策层面的保险稳妥。各个制作公司面对耗时费力的长周期审查和严格的政策把关自然望而却步。
在这样八面来风、多方向挤压的境况下，电视剧业界终于集体奔向这个既有主旋律呼应，又能塞进多项形式元素的题材：抗日剧。横店影视制作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志江说，2009年以后，他每投拍一部剧，他都会找相关行业部门的领导仔细咨询政策。最终得到的结论是：抗日剧最安全。
时至今日，电视人基本有了共识，谍战审批难，肥皂没有人看，历史剧拍了挨骂且播出有限定额度，名著炒了几遍了，不拍抗战就没得拍了。一位知名制片人表示，“整个行业创作者把握不住风向的脉，现在只能往抗战剧里躲。”
在笔者看来，抗日剧的兴盛表现了中国社会民间与官方多元价值诉求的冲突和对话，抗日剧是国家意识形态体系的编织，宣传部门大力发扬民族主义的情绪，同时对百姓的各种观赏心理、形式趣味有所妥协和抚慰，对一些纯粹形式需求有所满足。由于主旋律话语在中国大陆的权威地位和弘扬力度，造成了某一种文化形态的非常态膨胀。
抗日剧的形式道理
主旋律文化着力于营造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锻造既定的历史话语，但如果要百姓在日常休闲活动中自然地接受这些主导话语，就必须完成对形式美感的征用。抗日电视剧是在弘扬一种主导话语，但对于晚间坐在沙发上的老少观众而言，他们不会去看宣传理念，吸引他们的是诸多形式美感元素。而这些基本的、常见的艺术形式吸引力在抗日剧中得到了较为全面的展示。在考察抗日剧时，我们要看到政策限制、宣传话语的导向作用，但必须看到的是，普通观众对其中纯粹美感的追求和一些负面、阴暗的观赏渴求也是其大行其道的底层心理原因。这些都有我们普通观众的心理密码在其中。
首先，就类型而言，大部分抗日剧都有着很强的动作片因素。它们施展暴力美学，营造枪战、武打动作、血腥观赏等视觉奇观。
在抗日剧中，观众可以看到中国的敌后武工队队员在枪林弹雨中不断的前空翻、后空翻。电视剧《抗日奇侠》被称为“抗日革命武侠剧”，剧中人物个个都身怀绝技、武功盖世，绵沙掌、鹰爪功都派上用场，枪炮武装的日本士兵被打得屁滚尿流。但这种打法一看就知道是古龙剧的场面。
在动作片中，机械的运动也是构成视觉冲击力的重要元素，而枪械、机械本身也是具有视觉吸引力的上镜头因素。电视剧《孤岛飞鹰》中，抗日小分队用上了当代才有的越野摩托车，手持美式冲锋枪，人人带着摩托帽，身穿黑色皮大氅。
为了营造观赏效果和给予观众更强的心理冲击，有些电视剧还会将女子受到性侵害的场景作为性欲观赏的替代品，还有的将这种满足我们普通人阴暗心理的性欲观赏与暴力美学结合起来构成视觉和心理冲击力的华彩段落。在抗日剧《箭在弦上》里，一名抗日女侠寡不敌众惨遭日本兵轮奸。之后躺在地上的女侠突然抓起旁边的弓箭，翻身而起，裤子自动穿上，抽弓搭箭，箭无虚发，一众日本兵和汉奸纷纷被射倒。
抗日剧的杀人伦理
杀人是抗日剧重要的吸引力元素和仇恨心理催化剂。许多观众和包括抗战老兵说“八年打死的鬼子还没一部电视剧打死的多”。因’手撕鬼子”的情节广受争议的《抗日奇侠》在多地成为收视冠军。
但不管在生活中还是在艺术品中，杀人是有伦理的。艺术作品中的惩恶扬善不像左派学者阐释那样是一种庸俗的幻觉营造，而是在叙事中延续一种文明的价值和我们对善的力量的信任。
在抗日剧中，观众看到日本士兵被轻易地、随意地杀戮，从许多段落的设计和观赏反应中可以明显看出作者和观众的嗜血心理。这种杀戮有一种隐含的内在价值理念，这就是：对于非我族类的人群，就可以随意杀戮。这是一种很肤浅的政治认识，也是一种野蛮的战争观。
在我们的流行文化中，对杀戮和剥夺人的生命，有一种英雄主义情结，在这种理念中，只要是有阶级仇、民族恨，杀戮就是天然合理，即使让少年、妇孺上战场，也是一种天然壮举，而没想到这是一种会给自己民族和普通平民带来危险的反规则战争行为。至今，电影《闪闪的红星》还在我们的许多电视台反复播出。在那部作品中，少年潘冬子手持柴刀凶狠无情地砍向阶级敌人。虽然叙事上交代了潘冬子的杀父之仇，但是这种让少年儿童举刀杀人的情节对任何时代的青少年观众都是一种负面价值灌输和心理污染。
如何对待战争，如何思考与敌对国家及其士兵个体的关系，这些都有严肃而细致的伦理辨析。战争本身是残酷的，将战争戏剧化的作风是在歪曲整个战争的残酷性，让小孩子们看过之后觉得战争跟杀人和枪战游戏一样轻松好玩。这种抗日剧将残酷的战争戏剧化，将有着善恶之辨的人物对抗偶像化，这也许会导致错误的战争观，会引发对于战争的虚幻认识和扭曲的心理感知。
抗日剧与中日形象
从主旋律文化的需求来看，抗日剧可以生产一种民族自豪感和既定的历史阐释，也呼应了当下中日紧张关系中的民族心理导向。于是，塑造单向度的、概念化的日本士兵形象成了绝大多数抗日剧的不二法门。在这种反复营造、单向度书写的过程中，日本士兵乃至日本民族的形象是多少有所简单化、妖魔化的。
笔者采访了一个在北京电影学院留学，毕业后长期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日本朋友阿平。他向笔者表示，日本对战争的反省和道歉是不够的，但就他看过的一些抗日电视剧而言，有些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例如，“二战”时日本军队没有女性士兵和军官。这让笔者想起，在王志文、李幼斌主演的《旗袍》和其他一些抗日电视剧中，都有身着军装佩戴领章的日本女军官。阿平说，最近日本学界常常使用一个词来批评日本的政客和文化环境：“劣化”。阿平担心，抗日电视剧一味生产对日本的负面情绪，大量电视剧的制作和观赏会让一些观众产生一种唯艺术文本化的习惯，不研究真实历史，不研究国军、八路军、日本军队在侵华战争中的实际历史格局和民族心理。阿平还提起他与一个留华日本左派学长的交谈，“一味简单地营造日本士兵和日本人形象，是否会在中日之间都引出一种文化的劣化，”他说，“如果电视剧不符合历史，只是简单地表现杀戮，反而会让更多的中国人丢脸。”
文章来源：《经济观察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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